—–古中医,纯正的中医

前有张仲景,后有张锡纯:全面了解近代中西汇通第一人

时间:2015-11-27 / 分类:名医传奇 / 评论:前有张仲景,后有张锡纯:全面了解近代中西汇通第一人已关闭评论 / 浏览:

导读:张锡纯(1860年-1933年),字寿甫,籍山东诸城,河北省盐山县人,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医名显赫,为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。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张锡纯的行医特点和临床贡献,以管窥豹,可作为我们学习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预习读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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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中参西 汇通中西医学倡导者

东汉张仲景,后人尊为“医圣”,从小嗜好医学,“博通群书,潜乐道术”,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,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。后来结合临床实践,写出了经典医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
张锡纯出身儒家,少年时习“四书五经”,先是攻举业,求功名,后矢志岐黄,潜心医学,尤其沉醉在西学新知识之中。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,使他更加“用思精”,汇通中西医学,写出了中国近代中医“第一可法之书”,即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。

故此,在中医界有“前有张仲景,后有张锡纯”的说法。

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这部医学巨著中,提出了“衷中参西”的医学思想,为中西医汇通指出了一条新路,并因此成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,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地位。

行道救人 实验派大师杰出代表

张锡纯历来反对空谈,崇尚实验方法,勉尽人力,行道救人,从而成为名扬四海的实验派大师,堪称近代医学第一人。

社会在发展,医学在进步,理论永远是有局限性的。当时,张锡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出发,借鉴西医,虽然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理论,但并不足以解决众多的临床问题。于是,张锡纯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,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,表现出大胆求是的实验精神。张锡纯这种可贵的实验精神,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察和认识。

第一,药物试验,验之于己,后施之于人。

他认为,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。正如他自己所说“仆学医时,凡药皆自尝试”。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,一些药方不能在动物身上取得试验效果,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,张锡纯就“验之于己,后施之于人”,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。

为了考察甘遂的用途,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记载:“犹记曾嚼服甘遂一钱,连泻10余次,后所下皆系痰水,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,唯后恶心欲吐 ,遂与赭石并用,以开心下热痰,而癫狂可立愈。”并且亲身体验到方书中未曾记载的眩瞑等异常现象。由此,他得出甘遂的通利作用远大于大黄、芒硝的结论。这些用自身健康换来的精确感受在其所著的书中比比皆是,对后人大有裨益。

张锡纯对许多所用之药,都曾亲自品尝,以体验其性能,确知其药力和性味,明其用途。由于他总是从临床出发来熟悉药性,所以临证遣方用药总能得心应手。凡自拟之方,皆经过千百次验证,屡用屡效,使新方渐成经典验方。更可贵的是,他将得出的独特见解详细记录,留给后人。

若自我尝试仍不得要领,张锡纯就虚心求教他人。如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,他不耻下问于厨师。为了验证市面贩卖之药的真伪,他多方咨访,从不轻信。凡将自己的药方炮制成药,他总是亲自监制,务得其真而后已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因此,张锡纯用药之专、用量之轻重,都成了行业的标尺。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的参芪利尿,白矾化痰热,赭石通肠结,三七消疮肿,水蛭散癥瘕,硫黄治虚寒下利,蜈蚣、蝎子定风消毒等治疗方法,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,扩大了中药效用。

张锡纯对诸家本草有争议之处,也以临床为准。如人参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其微寒,《名医别录》谓其能疗肠中冷。而张锡纯证之于临床,党参与玄参等份并用,可使药性无寒热,所以他得出结论:“因此疑年湮代远,古经字句或有差讹。”

张锡纯曾指出,石榴皮须用味极酸的石榴的皮,这样的石榴皮在当时已经较难找到。山萸肉须用很酸的,微酸的不能用。赭石性甚平和,降痰涎,止呕吐,镇逆气,通燥结等,只有其形层层为薄片,且每片之两面,一面点点作凸形,一面点点作凹形者,方可入药。张锡纯所用的半夏都是他亲自加工的,他认为药材作坊加工半夏的方法不合理,有矾味,或治法太过,药力大减,难以发挥降逆止呕之功。若为医者用中药却不识中药材,只能算是半个走方郎中。

张锡纯治伤寒学,绝不“依照原论,逐节发挥”,而是“于古人著作精心研究”,其未备者,“即其所载病状以研究其病情,再印证以生平所治之验案”以补充之。这种引申触长、印证补充的方法,成为张锡纯伤寒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医学虽贵自悟,亦必启发之有自也。”

张锡纯也很重视中药煎制与疗效的关系。他认为“险急之症,安危只争此药一剂”。煎药如不注意火候,将药煎沸出容器,则多偾事;凡汤剂,药汁不可煎少,否则药汁多含于渣中;若误将药汁煎干,复添水重煎,则药失其本性,服之病情反加剧,应弃之勿服。“故古之医者,药饵必经己手修制,即煎汤液,亦必亲自监视也。”这些细微的观察、分析和提示,在当下仍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第二,临证施治,取西医之长,补中医之短。

张锡纯在临床实践中,倡导中西药并用,认为以西药治标,以中药治本,奏效必然快捷。

张锡纯认为:“人之元神在脑,识神在心,心脑息息相通,其神明自湛然长醒。”脑不但与心直接相关,且与其他五脏亦密切相联,脑中气血生成与运行依赖于肺脾二脏,脑为髓之海,脑髓又为肝肾精血转化而成,从而创立五脏论脑学说。

张锡纯不但善于将先贤治五脏病证的方剂化裁用于脑病,还创制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剂,如镇肝熄风汤、调气养神汤、荡痰汤等,均由此而来。从五脏角度论治脑病,突破了《黄帝内经》“心者,君主之官,神明出焉”的传统认识,是将中医整体观与西医解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进一步发挥。

张锡纯将中医之义理与西医之实验融会贯通,常出新意。他把内中风与脑充血联系起来讨论。脑充血病之说倡自西人,实际中医早就有所认识,如《素问·调经论》所说“血之与气并走于上,则为大厥,厥则暴死,气复反则生,不反则死”,说的就是脑充血病。其不同点在于,西人但言充血,《黄帝内经》则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,其气升而愈升,血亦随之充而愈充,最终脑中血管破裂,致人死亡。

张锡纯在论治脑充血证过程中多采集前人论治内风之精华,突出人体气机升降对气血运行的影响,认为脑充血证系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,而血之上注于脑,充塞血管而累及神经,甚至神经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。对脑充血所致脉弦长有力,即西医所谓血压过高者,宜用镇肝熄风汤治疗,如此才与病理吻合。

张锡纯所创镇肝熄风汤治中风证,首辨为“脉弦长有力”,或“上盛下虚”;若“尺脉重按虚者”,加入熟地黄、山萸肉。镇肝熄风汤,由其名可知治肝之理,而“脉弦长有力”主肝火上盛,“尺脉重按虚者”为下焦空虚。

曾有一病人脑中常觉发热,时或眩晕,心中烦躁不宁,“脉象弦长有力,左右皆然”,张锡纯诊为脑充血证,投以镇肝熄风汤,加地黄一两。病人连服数剂,脑中不觉热,后减地黄用量,服药旬日,脉象和平。

用西医病理知识来解释中医病证,并以此指导选方用药,是张锡纯的一大贡献。他认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充血证为西医之病名,属于中医学中“眩晕”、“肝风”、“厥证”等范畴,因其病机与西医的脑充血病因机理如出一辙。

张锡纯根据《黄帝内经》理论,并总结历代医家治疗中风偏瘫之经验,创制了建瓴汤、镇肝熄风汤等新方剂。从建瓴汤的组方遣药来看,与肝阳上亢、肝风内动之病机丝丝入扣。方中重用赭石等潜阳降逆,用怀牛膝引血下行,生地黄等养阴熄风。服用此方,可使脑中上逆之血如建瓴之水下行,使肝风内息,血压下降,心神得宁。

从张锡纯临证验案中可看出,镇肝熄风汤由建瓴汤加减变化而成,两方同中有异,临证运用,屡用屡效,治愈了大量脑充血患者。另外,他认为西人所谓脑贫血病,即属中医内中风证之偏虚寒者。脑贫血者,其脑中之血过少,无以养其脑髓神经。是以究其终极,皆可使神经失之其所。所以,加味补血汤以黄芪为君,并配养血活血之品,使气旺得升,血虚得养,诸证自除。

又如,张锡纯论阳明发黄诸证,认为“黄疸为胆汁妄行血中”所致;寒湿黄疸是“因肝胆阳分不振,其中气化不能宣通胆汁达于小肠化食,以致胆管闭塞,胆汁遂蓄极妄行,溢于血分,而透黄色”。他用西医学胆汁排泄不畅、逆入血中的理论来印证中医黄疸的病机。同时认为茵陈具有“升发之性,实能开启胆管之闭塞”,具有利胆退黄的作用。

再如,张锡纯谈到霍乱时说:“用显微镜审查此病之菌,系弯曲杆菌(指霍乱弧菌)……即为霍乱无疑也,至于细审此病之凉热百不失一,当参霍乱方及霍乱治法篇,自能临证无误。”从而确立了西医辨病、中医辨证的临床模式。

张锡纯认为,中西药各有所长,西药治在局部,是重在病之标,中医治病求因,是重在病之本。究之,标本原应相兼顾,若遇难治之证,以西药治其标,中药治其本,则奏效必速。因此,他所创制的许多验方在实际运用中作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,使传统中医药有了显著的进步。张锡纯的临床之法,是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走向。他总是将中西医巧妙结合以深究其病机,其识见之高,无可比拟。

第三,不避风险,敢于救患者于危重之时。

因为行医事关人命,所以凡有名望的医生,都是病家有请才去。张锡纯一生行医,不避风险,力破“医不叩门”之说,每遇疑难重症,则辗转筹思,查考书籍,一有定见,虽昏夜亦亲赴病家调治。即或明知病在不治,亦勉尽人力,每救疗至殓服已备,不肯稍有懈怠。许多危急重症,经他治后,往往妙手回春。

邻村一个5岁男孩,于仲夏得温病,其叔父与其表叔毛某,皆邑中之名医,且善治温病。而两人共治旬日无效,托故外出。请张锡纯诊治,时患者已两目清白,无所见,两手循衣摸床,动乱不休,谵语无伦,不省人事。张锡纯四诊合参,沉思片刻,断为“肾阴将竭,肝风内动,危险至极之候”,遂用大滋真阴之品,济阴以应其阳,期能自汗。随后开出一药方,重用熟地、玄参、阿胶、枸杞之类,约重六七两,煎汤一大碗,徐徐温饮下。2剂后,患者遍身透汗,其病豁然而愈。如此危重至极之症,经其治疗,得起沉疴,由此,张锡纯在邑中颇负盛名。

张锡纯的友人黄文卿,幼子出生6个月,头身胎毒始终未愈,体质很弱。忽肝风内动,抽搐不休;囟门微凸,按之甚软,微有赤色;指色紫为爪形;目睛昏而无神,或歪;脉浮小无根。黄文卿问曰:“此证西医已诿为不治,不知还有救否?”张锡纯仔细诊断后,认为是因虚气化不固,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,答曰:“还可竭力治愈。”于是亲调汤剂,频频灌服,2剂后肝风止,加减其方,4剂痊愈。张锡纯临证救人,风雨无阻,活人无数。赵伯骧曾写诗赞道:“同胞沉疴凭公挽,确是名医第一人。”

从这些病案来看,张锡纯诊治重症,不是主观臆断,空泛之谈,而是得之于“临床数十年屡次实践中”,“因屡次重用之,以挽回人命于顷刻之间也”。特别是他每临疑难急症,不避医忌,不计得失,敢于挽救患者性命,这种悬壶济人的精神是值得今人推崇和效仿的。

第四,临床贡献,其创造性彪炳千古。

张锡纯不仅有先进的医学思想,而且在临床医学上也颇有成就。他除了不擅针灸和正骨外,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各科无不治效超群,其中富有创造性的临床贡献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。

贡献之一,发扬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。

20世纪40年代前,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。张锡纯鉴于前人对石膏及相关方剂的应用不够透彻,遂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总结了石膏在热病辨证治疗中的作用,极具可重复性。

张锡纯认为,石膏不仅清外感实热,亦能清脏腑之热,还可解砒毒、火柴毒,治肠痛,具有解毒消疮之功。石膏又凉而辛散,有发汗透热之功,对外感发热无汗者可清热透汗,力辨白虎汤无汗之禁。

他用生石膏与人参相伍,因人参扶正气、温升、生津,可助石膏退热,使下陷之邪热得以升散,用于邪热炽盛和热病后期之证可使真阴立复,胜于单纯滋阴,清热沉降,可代承气。对邪热郁结、腑气不通者,张锡纯不用承气攻下,而以石膏配代赭石。以石膏清热,代赭石通降,每可获效,且无伤正邪陷之虞。故外感病有实热者,放胆用之直胜金丹。

石膏不但可清外感实热,亦可清解脏腑实热。且石膏质重坠,能降胃止呕,善治热病呕吐,还能清阳明之热,逐热下行,善通实热便结。然而,过去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,是变金丹为鸩毒。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、白虎汤为主方。此虽为重症而设,但禁忌颇多。若适当变通,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利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于危重症。其原则为热盛脉实者原方加重石膏,以胜病为准;热实正虚者原方加人参,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玄参代知母;病危急,患者又不耐服药,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。

张锡纯对石膏情有独钟,人称“张石膏”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“石膏解”后所附医案达38例,谆谆而述,不厌其烦。其中多系危重症,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、疟疾、重症颌下脓肿、肺炎、产褥热、产后大出血、风湿热、猩红热等,同时伴昏迷、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。时过近一个世纪,今日单用西法处理这些病例仍感棘手。而张锡纯当年每得心应手,云:“愚临证40余年,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。有治一证用数斤者,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。”

贡献之二,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。

胸中大气下陷证是张锡纯发明的病证名。他认为“人之一身,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”,“大气者,原以元气为根本,以水谷为养料,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”。此气包举肺外,司呼吸之枢机。

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,似喘非喘,诊关脉不实。其他见症变化多端。经西医诊断,此证多属官能证,无可靠疗法。而升陷汤则有较好的疗效。升陷汤主方:生黄芪六钱,知母三钱,柴胡一钱五分,桔梗一钱五分,升麻一钱。方中黄芪为君药,补大气之不足,以知母制之防变生内热。气以升为顺,故以柴胡、升麻两药升提大气,桔梗轻清,以之引药上行中焦。综而观之,其组方简约,构思巧妙。原方主治胸中大气下陷诸症,或见气短不足以息,或满闷怔忡,或气息将停等,其症难以悉数。

他认为生黄芪功专补气,善治大气下陷,重用生黄芪扶宗气,创制升陷诸方,包括升陷汤、回阳升陷汤、理郁升陷汤、醒脾升陷汤,专治大气下陷,屡起重症,为后人所称道。案载:有一位24岁青年,胸中满闷,昼夜咳嗽,脉象重按微弦无力,诊为大气下陷,投升陷汤,4剂而愈。在治法上,张锡纯此方属李东垣补中益气法之变方。

贡献之三,衷中参西,防治霍乱、鼠疫。

当时,西医对霍乱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。为此,张锡纯发明了治疗霍乱的“急救回生丹”,用药有朱砂、冰片、薄荷冰、粉甘草,他认为此方治霍乱无论寒热,均可应用。随后,张锡纯又制有防治兼用的“卫生防疫宝丹”,“治霍乱吐泻转筋,下痢腹疼,及一切痧证,平素口含化服,能防一切疠疫传染”。此方流传一时,如沈阳某煤矿发生霍乱:“有工人病者按原数服药40丸,病愈强半,又急续服40丸,遂脱然痊愈。后有病者数人,皆服药80丸。中有至剧者一人,一次服药120丸,均完全治愈。”

这两种方药的药味及制法均系衷中参西的成果,经济简便,效果又在单独用中药或西药之上。1919〜1920年,曾在东北及河北、山东、河南大面积试用,据较可靠的报告,治愈数万人。

近代西医对鼠疫无可靠疗法,死亡率在90%以上。1921年,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鼠疫盛行,沈阳防范甚严,使之未能传染入境。唯银行之间业务往来不能断绝,鼠疫之毒菌因之有所传染。银行职员施某,30多岁,患重鼠疫,其舌上无苔,干亮如镜,喉中亦干甚,且微觉疼,时作干咳,此乃因燥生热,肾气不能上达,阴阳不相接续,故证象、脉象如此,闭目昏睡,呼之眼微开。张锡纯诊断为肺炎型鼠疫。

于是,张锡纯疏方于下:生石膏三两,知母八钱,玄参八钱,生怀山药六钱,野台参五钱,甘草三钱,共煎汤三茶盅,分三次温饮下。将药三次服完,患者身热,脉起,舌上微润,精神亦明了,唯大便犹未通下,内蕴之热犹未尽清。将原方再服一剂后,其大便遂通下,余热亦尽消。

除此例之外,张锡纯在奉天还治愈了一例鼠疫病人。他后来撰文《论鼠疫治法》,博采中西理论及防治法,深人探讨,对治疗此病很有启迪意义。

贡献之四,创中医为主治肠结法。

张锡纯所治患者,多为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。古人有大承气汤等方,但多禁忌,疗效亦不甚满意。张锡纯所创之法,一为赭遂攻结汤,另一为葱白熨法。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,后者为外治法,适于动力性肠梗阻。

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记载:“乙卯之岁,客居广平,忽有车载病患,造寓求诊者。其人年过五旬,呻吟不止,言自觉食物结于下脘,甚是痛楚,数次延医调治,一剂中大黄用至两半不下。且凡所服之药,觉行至所结之处,即上逆吐出,饮食亦然。此时上焦甚觉烦躁,大便不通者已旬日矣。诊其脉虽微弱,至数不数,重按有根。知犹可任攻下,因谓之曰:此病易治,特所服药中,有猛悍之品,服药时,必吾亲自监视方妥。然亦无须久淹,能住此四点钟,结处即通下矣。遂用赭遂攻结汤去干姜,方中赭石改用三两,朴硝改用八钱。服后须臾,腹中作响,迟两点半钟,大便通下而愈。后月余,又患结证如前,仍用前方而愈。”

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,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。

贡献之五,抢救危急大证的发明。

张锡纯长于治危急大证,尤其重用萸肉救脱,效果显著。脱证西医称为休克,至今常见且难治。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,但有禁忌。张锡纯以萸肉为主,基本无禁忌。他认为,萸肉味酸性温,大能收敛元气,且敛正气,不敛邪气。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,尤以大汗致脱最为有效。其法为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二两左右急服,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伍以人参、山药等。

曾有邑北境刘氏妇,年近四旬,受妊五六个月,时当壬寅秋令,霍乱盛行,因受传染,吐泻一昼夜,病似稍愈,而胎忽滑下,精神顿散,心摇摇似不能支持,危在旦夕。至张锡纯赶去诊视时,病势大革,殓服已备,着于身将舁诸床。病家辞以不必入视。张锡纯并不见怪,说:“此系暴脱之证,一息尚存,即可挽回。”遂入视之,气息若无,大声呼之亦不知应,脉象模糊如水上浮麻,莫辨至数。张锡纯认为,此证若系陈病状况,至此定难挽回,只因霍乱吐泻已极,则气血暴脱,所以仍可用药挽救。暴脱之证,所脱者为元气。凡元气之上脱者,乃由于肝风所动,当用酸敛之品直趋肝脏以收敛之。所以,杜塞元气上脱之路,再用补助气分之药辅之,虽病势垂危至极点,亦可挽回性命于呼吸之间。

于是,张锡纯开了一个处方:净杭萸肉二两,野党参一两,生怀山药一两,共煎汤一大盅。但药方虽开,而药局相隔数里,取药迫不及待,幸亏比邻有张锡纯的一个表兄,存留张锡纯所开药方,取药二剂未服,中有萸肉共六钱,遂急取来暴火煎汤灌之。当药徐徐灌下,须臾气息稍大,呼之能应,又急煎渣灌下,较前尤明了。问其心中何如,言甚难受,其音只在喉间,细听可辨。不多久,所开方药已取到,急煎汤两茶杯,此时已能自服其药。分3次温服下后,精神顿复,可自行动转。继用生山药细末八钱许,煮作茶汤,调以白糖,令其适口当点心服之,一日2次,如此将养五六日以善其后。

张锡纯重用萸肉,以酸敛防其疏泄,借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,而元气即可不脱矣。所最足明证者,若初次即服所开之方以治愈此证,鲜不谓人参之功居多,乃因取药不及,遂单服萸肉,且所服者只六钱即能建此奇功。由此知萸肉救脱之力,实远胜人参。所以,张锡纯说:“救脱之药,当以萸肉为第一。”并称之为“救脱之圣药”。

再如小青龙汤加减治外感痰喘。小青龙汤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,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,但识见高超、效验卓著者当推张锡纯。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,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。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唯小青龙汤加减最有效,并屡试不爽。为巩固疗效,张锡纯又拟从小青龙汤等以求根治,其治法至今仍值得借鉴。

此外,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症的抢救亦多有发明。

贡献之六,治疗慢性顽症的重要发明。

张锡纯对治虚劳方亦甚为看重,方中使用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。张锡纯对此药的发明价值仅次于生石膏。其他有价值的发明即重用三七、鸡内金、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。张锡纯认为,“女子癥瘕,多因产后恶露未净凝结于冲任之中,而流走之新血又日凝滞其上以附益之,逐渐积而为癥瘕矣”。对此张锡纯的用药特点为:早期癥瘕,身体强壮患者宜采用破血逐瘀之法,予下瘀血汤,如病数年当攻补兼施。张锡纯治疗癥瘕的独到之处是用药攻病,明确病根结聚之处,用一二味对证的药物专攻其处,再加以补药为佐,使邪去而正气不伤。另外,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,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,又多伍以生山药、黄芪、人参等补气药,至于滋阴、宁嗽等法反居其次。如今结核病治疗以西药为主,若需中药配合仍以张锡纯之法最可取。

贡献之七,倡导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。

从中医发展史看,中国历代医家对气功都很重视。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说的“导引吐纳”、华佗所创的“五禽戏”及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所提倡的“内景隧道,唯返观者能照察之”等,都是气功的方法。作为近代名医,张锡纯所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对气功养生也有专论,并指出学医者应参以静坐,注重气功养生,其自身即是著名的气功实践家。

张锡纯不仅奋力悍卫传统中医的学术地位,而且独树一帜,认为当时未被列入中医学术殿堂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的源起和基础,倡导医界身体力行并应用于临床治疗,从而成为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的先驱者。他所践行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学实践基础之一,而这正是西方医学所没有的。他提倡医家力行静坐气功,并学习长于养生气功的道家《丹经》,认为医家通晓气功养生有以下裨益:通过练习静坐气功,对医家理解心之君火、肾之相火及其相互关系,以及脑的作用、命门学说、奇经八脉循行路线及其功能,均大有裨益;同时,还能使医家增智益神,即能开发人脑的潜在智能。

张锡纯指出,研究医学者不可不留心哲学,借以清我性灵,益我神智乎哉!这里所说的“哲学”指的就是气功养生学,说它具有“可济医药之穷”之功效,意即一些医药难愈之证,可借气功而愈。

张锡纯的气功法,主要有静坐功、吸升呼降沟通心肾法、意通督脉任脉法等。此外,张锡纯还介绍了佛道修炼气功之书,如魏伯阳的《周易参同契》,张紫阳的《悟真篇》,柳华阳的《金山证论》、《慧命经》等,可使人从中悟得寿身寿世之道。

由此可见,气功养生学不仅对领悟医理、开发智能、养生疗疾大有裨益,而且于弘扬中医学亦实为有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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